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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钱币交易与鉴定环节中的法律问题规制

作者:闫兴月 发布时间:2021-09-03 分类:教育专栏 浏览:105 评论:0


导读:    古玩行业中“捡漏”与“打眼”是常见的情况。从事古董收藏、交易的有关人员大多是具有普罗大众不常具备的资金或地位的人,其中多是具有古玩相关的鉴定知识的从业人员。在此种人群中多数...

    古玩行业中“捡漏”与“打眼”是常见的情况。从事古董收藏、交易的有关人员大多是具有普罗大众不常具备的资金或地位的人,其中多是具有古玩相关的鉴定知识的从业人员。在此种人群中多数认为古玩没有明确规定的判定评价标准。由于对于古玩真伪鉴定的现有标准没有得到统一。对于同一个事物,不同的人在不同角度基于自身不同的认识与条件,自然会产生不完全相同的判断结果。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打眼”及“捡漏”在古玩行业中司空见惯,这也直接引起了众多的纠纷。

 

焦点:买家能否对买到的假货(即“打眼”)进行维权?卖家能否就低价卖出的珍品(即被“捡漏”)进行维权?

对于买家能否对买到的假货进行维权,目前学界的观点不甚统一。在民事领域中,“不保真”行规与制定法间的核心冲突焦点即,“不保真”是否构成民事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通过分析学界各类欺诈理论,可总结出“不保真”构成民事欺诈所需的五大要件:

1. 欺诈方有欺诈之行为

2. 表意人因欺诈而陷于错误;

3. 表意人因错误而为意思表示;

4. 欺诈方有欺诈之故意;

5. 诈欺行为有悖于诚信原则。即能否维权的关键在于判定卖方的行为是否是民事欺诈。

根据以上判定依据,目前我国司法部门只对以下三种情况予以维权支持:

1.在交易中卖方通过故意虚构、编造有关该古玩的事实的方法,致使买方陷入认识错误并作出了错误意思表示;

2.具有专业知识的鉴定专家故意对卖家所出售的古玩或艺术品开具虚假的鉴定报告,致使买方陷入认识错误并作出错误意思表示;

3.具有相关资质的拍卖行尽管已经在拍卖前作出了“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声明,但拍卖行又进行了与承诺相矛盾的行为,致使买方陷入认识错误并作出了错误意思表示。

除去以上的三种情况,在古玩或艺术品交易中的其他情形则很难被认定为欺诈行为,故而“不保真”的行业规择可以合法的适用。

一般来说,“捡漏”与“打眼”情况基本相似。按照古玩行规,一般是售出不退。如果不存在明显的欺诈行为一般认定为合同生效。而重大误解的情况并未包括其中。

 

焦点:行业规定与现行法律的冲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基于民法典的规定,在订立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相对人欺诈及第三人欺诈的情况时可以撤销合同。而古玩行业的行规是“不退换”“无三包”,买家“打眼”与“捡漏”行为均是合理的。因此在排除欺诈的情况下,古玩行业的行规与现行民法典中的重大误解合同可撤销是完全相抵触的。

部分学者认为,行业规则应当归于习惯法,在我国制定法的效力高于习惯法,因此当古玩行规与《民法典》相抵触之时,应当以民法典为准。但也有学者反对,他们的依据是有关法律中规定的一般是现代工业化生产条件下产生的一般商品,通常具有直接的、具体的、可视的标准,因而古玩或艺术品交易中的纠纷应当适用专门化的行业规则而不应当适用一般性的《民法典》及其他法律。

 

 

焦点: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离的冲突

古玩行业中存在两种案件典型,一是古玩家出售赝品于顾客,二是古玩家从不懂古玩知识的人手中低价收取珍品。

如果根据民商分离的观点,由于买方与卖方的经历经验差异悬殊,在交易行为中双方的行为的性质完全不同。一般的顾客对古玩及艺术品鉴定真伪、判断价值的能力较低。但古玩商家作为为古玩爱好者或从业者,长期以来以古玩交易为生,对与古玩及艺术品的真伪鉴定、价格估计方面具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买卖双方显然是不对等的两方。从买方与卖方的身份地位上来看,古玩商家的行为应定义为商事行为,一般顾客的行为则是民事行为。对古玩商家应当适用商事习惯法律,而对一般顾客则应适用《民法典》的有关规定。

但目前,我国坚持民商合一的立法理念。同一个纠纷中只能适用民法或者商事习惯法之一。必然会导致一定程度上的裁判结果失衡。

 

焦点:司法实践案例

(一) 案情经过

被告李某在其父亲去世后,因继承取得一枚古钱币的所有权; 原告王某是古玩收藏爱好者,长期从事古玩收藏与交易活动,并在当地古玩收藏与交易行业有很高的名望。一偶然机会,王某得知李某有一枚古钱币,该枚古钱币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十分珍贵。王某欲购买李某的古钱币,双方协商价格50 万元。在购买之前,王某找来专家鉴定,专家认为该枚古钱币确实为真品。双方遂达成买卖该古钱币的合意,王某以 50 万元价格取得该枚古钱币的所有权,货款两清。不久后,王某邀请多名古玩爱好者前来观赏其收购的古钱币,不料,其中一个朋友对该枚古钱币的真假提出疑异,王某遂再次请专家对该枚古钱币进行鉴定,鉴定结果该枚古钱币为近代的高仿品。王某据此将李某告上法庭,要求李某退还其 50 万元的货款。

原告诉称: 因自身专业知识不足,又盲目听信了被告李某的言辞,误以为该枚古钱币是真品,实际上为赝品,故其对该枚古钱币存在重大误解,请求判令: 撤销双方达成的买卖合同; 相互返还货物和钱款; 诉讼费由法院依法处理。被告辩称: 原告王某是具有 20 年古玩收藏史的古玩爱好者,且双方交易时先验货后成交,按古玩收藏界行业惯例,藏品当面验货,货款两清,售出概不退换。反诉原告以重大误解为由要求撤销合同,不能成立。

(二) 法院判决

经审理,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进行交易的“古钱币”经国家权威机构鉴定为仿造品,应该认定双方的民事行为属于重大误解,故双方的买卖关系无效,应相互返还财产; 本案买卖关系标的物作为特殊商品,其质量存在重大瑕疵; 对此,买卖双方均有责任,对因此造成的损失,应由买卖双方均担; 原告虽然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和鉴赏能力,但非国家权威机构而不能对此作出真伪鉴定。据此,判决原告将“古钱币”原物返还被告,被告将 50万价款返还给原告,并支付相应利息和参加诉讼活动的相关费用。

一审判决后,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定原审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重新审理后认为,原、被告在该“古钱币”买卖过程中,均为真实意思表示,因双方不具备对该“古钱币”的识别和鉴定能力,以致出现对买卖物的标的错误认识; 原告未能提供被告在该“古钱币”买卖过程中具有欺诈行为的有效证据,且该买卖标的物为特殊商品,被告的出让行为及报价应是基于他本人对标的物的认识和评价,同理,作为原告的买受者,在交易时,也应凭借自身积累的经验和知识,通过对实物的鉴赏从而得出自己的评判结论,并承担相应的风险。据此,判决驳回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原告王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定原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从该判决可以看出,有关部门在“打眼”型案件中支持了卖方,依据标的物的特殊性及买卖双方意思表示真实来认定了交易的合法性。虽然在结果上与古玩行规的规定暗合,并未依据古玩行规直接进行裁决。

 

焦点:纠纷解决之建议

(一) 完善古玩交易行业立法

首先,古玩交易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买卖交易,其明显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交易,但也属于市场交易行为的一种,古玩交易行业惯例应当作为裁判古玩交易纠纷相关案件的重要依据,故而应将古玩交易行业惯例直接纳入立法中作为重要的参考材料来进行参考,从而使古玩交易行业惯例上升为国家意志。其次,很多时候制定法应当吸收优秀的行业惯例。我国作为大陆法系的成文法国家,制定法的效力优于习惯法,但就现实情况而言,古玩交易行业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因而优先选择了适用古玩交易行业惯例。这是制定法与习惯法的妥协。从维护制定法权威及法律规范的层面进行考虑,国家也有必要将古玩交易行业惯例纳入现有法律体系中来。

(二) 坚持民商合一立法模式

我国是采取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的典型国家,由于民法和商法逐步融合,我国在新时期的发展背景下应该坚持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最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即使民商合一立法典型。。

(三) 活跃社会法律实践思维

在多数案子中,法学家及法律执业者将思维禁锢在现有民法的体系中,都在想尽办法通过现有的民法中的规定来为案件作出裁判,却实际忽视了买卖双方当事人的交易行为性质的差异,作为原告的商人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商事行为,而作为被告一般顾客的购买行为是一种典型的民事行为。因为双方行为性质的差异,自然需要适用不同的法律,买卖双方所应当承担的具体法律责任也尽相同。商事行为需要依据商事法律进行裁定,而对于一般顾客的民事行为应当适用民事法律规范来裁判,商人对商事行为需要有更严格的要求,有更大的注意义务。所以,对于古玩买卖,应从买卖双方来看,否则就必然造成偏颇。故广大法律执业者、法学家应当改变原有的墨守成规的思维模式,开拓全新的思维模式并利用全新的法律方法来解决纷繁复杂法律实践问题。
    有关法律社会学的相关研究警告我们,支配社会生活的,有国家制定法,也有另外一种更具生命活力的法,它被称为“活的法”,它们在很大意义上构建乃至支撑起了全社会的良性发展,这些“活的法”中就包括惯例。行业惯例,是一个行业的基石,在一个行业的运作中起到独一无二的作用。适用行业习惯解决事实情况认定或法律适用问题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具体体现,要求办案法官对该行业或该地区的行业习惯必须有深入的了解,可以准确运用行业习惯来解决纠纷,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应当用习惯填补法律空白,作为裁判的依据,这并不是特别难的问题,而是一个可以适用的法律方法。然而,许多司法实践中,法官及其他法律执业人员难以对具体的行业规则有充分的理解,直接导致了许多案件的裁判失当。故而,依据当下情况,在充分吸收行业惯例的情况下立法与司法是中国法治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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